朔尔茨第三次访问上海：“老朋友”看到中国新变化

但是随之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除了费改税之外，是不是要考虑借鉴国际经验，开征欧洲碳税式的专门的环境税？中国有无可能作类似的选择？有反对人士在这方面甚至把碳税说成敌对势力打压中国的由头。

转型与改革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产业转型表现为：由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本文为作者在《第三次大转型——新一轮改革如何改变中国》一书中的自序节选，该书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三则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等都越来越高，使得我国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再明显。由环境高污染向环境低污染转变。考虑到其他四个方面的转型都依赖于制度转型，故其他转型在内容安排上都力图最后落到制度改革上。

由于本书主题宏大而复杂，研究跨度和难度都很大，现有研究成果无疑是不成熟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笔者将继续深入下去进行研究。按照本人几年前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思路 （见 《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我们可以将这次大转型分解为八方面转型：制度转型、目标转型、动力转型、分配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要素转型、绿色转型。通过改革开放，我国依靠技术引进、外商投资等途径可以学到外国先进技术，学习成本低于原始创新成本，所以技术水平提高很快。

二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熊皮特增长。这种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消费水平的提高不能增加供给能力。总之，从要素投入和效率提高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

所以说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是对的，但因此而得出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是粗犷的，进而得出必须转到主要依靠提高效率的轨道上来却是值得商榷的。进一步说，我们更不能说今后要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轨道上来。

就拿我国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现了接近年均10%的经济增长，据有关研究，70%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投入增加，剩余30%是靠效率的提高。一、消费能驱动经济增长吗？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化。这就是说，今后我国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高于3%。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年缩小，通过后发优势提高技术水平的速度会有所减慢，但仍有学习的余地。

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只要提高消费率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就可以解决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这是误解。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既有要素投入量增加的因素，又有效率提高的因素。今后的经济增长同样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靠提高消费不可能提供好经济增长率。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30%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3%。

理论上说，如果没有要素投入的增加，每年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可以实现3%的经济增长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实现技术水平的突飞猛进。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充分，国际贸易带来的开放红利进一步体现。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提高消费水平，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提高经济增长率。

如果要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与和效率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不可能高于5%。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制度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另外，外商投资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外企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从分工角度来看，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大而全小而全的国有企业逐步让位于主业突出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很多人错误地使用凯恩斯理论，将短期需求管理理论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从创新和技术进步角度看，我国处于后发国家地位，前面有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产业可以学习。

我国的各种体制改革还在继续，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的余地也还很大。适当提高消费率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健康发展。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3%以下，其中，2%是考要素投入，1%是靠技术进步与效率提高。进入本世纪以后储蓄率逐年提高，从2007年开始超过50%，如2007年的储蓄率为50.4%，2012年的储蓄率为50.5%。

而我国确定的战略目标要求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7%，这是自相矛盾的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技术进步的速度只能放慢不可能再加快。

一、消费能驱动经济增长吗？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化。二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熊皮特增长。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年缩小，通过后发优势提高技术水平的速度会有所减慢，但仍有学习的余地。第三，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相信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有效性，认为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潜力有限，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

这就是说，今后我国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高于3%。就短期而言，社会的总产出能力是固定的，但总需求受经济主体对经济前景预期的影响而不稳定，有时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结果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失业率你上升，出现经济不景气。

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经济增长。制度创新也是效率的源泉之一。

这些综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上面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实现了接近年均10%的高速增长，其中，70%是靠要素投入实现，其余30%是效率提高带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使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就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有显著提高。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30%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3%。今后的经济增长同样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靠提高消费不可能提供好经济增长率。

首先从资本供给来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从1978年到2000年，储蓄率一直维持在38%左右，具体来看，1978年、1990年和2000年的储蓄率分别为37.9%、37.5%和37.7%。所以，尽管我国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0%，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速度却是发达国家的三倍。

从分工角度来看，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大而全小而全的国有企业逐步让位于主业突出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效率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斯密增长。

因此，我们不能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粗犷的结论。这时政府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总需求水平，这个总需求立既包括投资也包括消费。